【转载】知识分子退场，精算分子横行

转载前言（导读） #

一部分国人身上显现的小聪明，实际上是认知倾向与现实博弈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。Nisbett等人（2001）及 Nisbett（2003）《思维的版图》指出，东亚人更偏向整体性、关系性、情境性认知，习惯关注背景、人情与变化，而非西方人式的抽象规则。这种思维底色本身中性，却让人更擅长在复杂关系中灵活应变。当它遇上规则不透明、关系比规则更管用、短期收益远高于长期信誉的博弈环境时，就容易被放大成钻空子、找关系的短视机会主义（Chen et al., 2002）。人的行为取向会随博弈规则而变，换一套强调普适规则与可预期惩罚的环境，同一种认知完全可以导向不同结果。在中国也有“大智若愚”、“大巧若拙”的成语，这说明小聪明并非被文化无条件肯定。

中国人的小聪明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，但小聪明并不仅存在于中国。意大利有 furbo，印度有 jugaad，俄罗斯有 blat/smekalka，美国有 gaming the system 与 street smarts，高腐败或弱制度地区同样普遍存在关系套利。跨文化实验（Huynh et al., 2022）结果并不一致，有的显示东亚样本作弊率更低，结论多指向制度与情境而非种族本质。中国人之所以更出名，是因为人治传统残留、高竞争筛选、谋略文化下沉以及人口基数与国际化曝光的叠加，让这种现象被内外更集中地观察到。

转载文章除个别例子稍不恰当，不过，瑕不掩瑜。顺便推荐张维迎的《博弈与社会》，很是值得一读。

一、从“读书人”到“精算人”：一场静悄悄的换血 #

过去我们讲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讲的是读书人受人敬重。读书人是什么人？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人，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。他们手里有书本知识，心里有天下苍生。毛主席当年批评知识分子，批评的是他们“脱离实际”、“脱离群众”，是书本知识多、社会实践少。但毛主席从来没有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，恰恰相反，他批评的是知识分子的毛病，要的是改造后的知识分子。

可今天我们看一看，周围还剩下几个真正的“读书人”？满大街跑的都是另一种人—— “精算分子”。

什么叫“精算分子”？北大钱理群教授提过一个概念叫 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指高智商、懂规则、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合法达到自己目的的人。但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这八个字，重点落在“利己”上，说的是动机；“精算分子”四个字，重点落在“精算”上，说的是 行为模式。两者指向同一类人。精算分子更顺口，正如腐败分子的直接了当。

精算分子是什么人？是把一切社会关系都换算成利益函数的人，是把人情当投资、把道德当成本、把规则当套利工具的人**。他们不一定有多少书本知识，但他们有一套“理论+实践”的生存算法——理论是用来包装的，实践是用来套利的。他们不关心真理，只关心“性价比”；不关心对错，只关心“划不划算”。

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这个词，还带着一点文绉绉的书卷气，好像只有高智商、高学历的人才配得上。可“精算分子”不一样—— **教授院士能精算，**文盲也能精算，比如大量的明星。义务教育把识字和算数的本事给了每一个人，“精算”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它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本能。

其实，无论是“知识分子”还是“精算分子”，真正重要的是深谙社会运行逻辑，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能力。 在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低的时代，大多数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而“知识分子”则比他们更具备理解社会运行逻辑并且“为我所用”的可能。

正因为如此，“知识分子”会出现分化。 有的如教员一般，思想境界高屋建瓴，理论实践相得益彰；有的思想境界隐藏瑕疵，理论实践经常打架；有的思想境界龌蹉圆滑，理论实践为己服务。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也罢，“精算分子”也罢，就是说的最后一种。

之所以说“知识分子”的概念已经可以退出历史舞台，原因在于随着义务教育水平和信息传播的效率提升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具备理解社会运行逻辑的基本能力。这时候，文化标签的意义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行为模式，“精算分子”正是对行为模式入木三分的刻画。

二、各行各业，到处都是精算的影子（资料来自AI) #

我们不妨看一看，精算分子都藏在哪里。

先说娱乐圈。过去唱戏的、演戏的，讲究“台下十年功，台上一分钟”，讲究“肚子有墨水，才能演活人”。现在呢？一个初中辍学的姑娘，唱跳都不行，却能一夜之间成为顶流偶像，身价突破千万。你说她有文化吗？没有。你说她有本事吗？也没有。但她会“精算”——她算得清观众喜欢什么，算得清“草根逆袭”这个人设值多少钱，算得清怎么把“不完美”变成“记忆点”。她不需要懂《道德经》，不需要懂辩证唯物主义，她只需要算清楚：哭一场能涨多少粉，发一条微博能带来多少流量。走捷径是精算的常见现象。

再说学术界。江苏科技大学有个“首席科学家”叫郭伟，号称自己是陕西省高考状元，拥有海外研究经历，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创新人才，身兼国际纳米材料知名专家、美国金属材料学会杰出科学家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多个头衔。后来一查——全是假的！高考状元是假的，工作经历是假的，国外科研经历是假的，学术成果是假的，连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都是假的。这个人“全身都是假的”，却能在科研江湖混迹多年，骗取高校教职、国家级科研项目与巨额经费。他出版著作靠花钱买，学术成果靠冒充，做生意靠蹭圈子、骗补助、套融资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精算——算准了体制的漏洞，算准了审核的疏漏，算准了“只要包装得够好，就没有人敢质疑”。弄虚作假也是精算的常见现象。

再说官场。清朝有个大贪官和珅，号称“天下第一贪”，抄家时家产抵得上国库好几年的收入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能在乾隆手下风光二十多年。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“三不贪”策略——科举的钱不碰，赈灾的款不取，办不成的事不收钱。这三条看起来是“清廉”，实际上全是精算：不碰科举，是为了培养门生、建立关系网；不碰赈灾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、保住自己的位置；办不成的钱不收，是为了树立口碑、做高利低风险的买卖。和珅不是什么道德楷模，他只是一个 精算风险与长期投资 的金融操盘手。他把整个官场当成了一盘棋，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。现在的纪委通报中“政治攀附”就是对官场精算分子的生动描述。系统性思维是顶级精算分子的必要条件。

再说教育领域。今天的中产家庭，流行一种“精算育儿”——把孩子当作必须精心设计的“教育产品”，把成长过程异化为可量化的指标竞赛。家长算的是：报几个辅导班、花多少钱、能考上什么学校、将来能挣多少钱。高考志愿填报名师张雪峰，教人把志愿填成一张没有误差的“精算表”，把教育精准量化为“效率、规划、确定性”。他告诉家长：“普通家庭的孩子，选专业要优先考虑就业，而非情怀。情怀能当饭吃吗？”这话听起来“实在”，实际上是把教育从“育人”降维成了“算账”。 教育的精算化证明精算已经无孔不入，病入膏肓。

各行各业的精算现象数不胜数。只要理解精算分子的内涵，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发现自己身边的样本，而且他们往往“混得很好”。对吧？

三、精算分子和知识分子，到底有什么不同？ #

有人要问：精算和精致，有什么区别？从知识分子到精算分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知识分子追求的是“理” ——他读书是为了弄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是为了找到真理，是为了“明明德”。哪怕他脱离实际、有偏见，他至少还在追求一个“应然”的世界。毛主席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，但批评完了还是希望他们改造、进步、成为有用的人。明面上的“迂腐”和潜在的“自傲”是其特征。

精算分子追求的是“利” ——他读书也好，不读书也罢，一切都是工具。法律条文在他手里是规避风险的盾牌，人情世故在他手里是向上攀爬的阶梯，高深的理论在他嘴里是包装私利的遮羞布，爱国为民的人设也成为他手上的一张牌。他不在乎对不对，只在乎划算不划算。明面上的“圆滑”和潜在的“狠辣”是其特征。

打个比方：知识分子像是一个迷路的赶路人，虽然走错了方向，但心里装的是远方；精算分子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从不迷路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远方——他只有下一单生意。

毛主席当年批判知识分子“脱离实践”，可精算分子恰恰相反——他们极度拥抱实践。他们比谁都懂人情世故，比谁都善于察言观色，比谁都精于在制度的缝隙里钻营。但他们拥抱实践的目的呢——不是为了改造世界，只是为了算计世界。“精算”就是——精致地算计。

毛主席当年担心知识分子“潜意识里的自私”会导致偏见，可精算分子已经把“自私”从潜意识里端到了桌面上，公开坦然地、理直气壮地把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当成了座右铭。香港的郎咸平教授可谓典型。

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这个概念还是保留了体面的批评，没有体现无产阶级文化的干净利落。精算分子的概念则一针见血，立场鲜明。这，可以说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进化。

四、精算分子为什么横行？——制度才是最大的“精算器” #

有人说，精算分子是道德败坏。几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守，当然是重要原因，但是我们提供了精算分子的土壤，则是更大的失误—— 精算分子不是天生的，是制度“培养”出来的，而且源源不断。

打一个比方来说，一条平缓的河道，只要让河道变窄，落差变大，就可以人为制造出激流瀑布，水流也就身不由己，也就是形成了“精算水流”。

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制度设计：

在职场，晋升靠什么？很多时候不靠把工作做好，靠“向上管理”。精算分子算得清清楚楚——把笑脸对着领导，比把力气花在工作上更划算。于是他们“会来事”远胜于“会干事”。

在学术界，评价靠什么？靠论文数量、靠项目经费、靠头衔包装。精算分子算得清清楚楚——造假比做真研究来得快，包装比实干来得快。于是有了郭伟那样“全身都是假”的“首席科学家”。

在娱乐圈，成功靠什么？靠流量、靠人设、靠话题。精算分子算得清清楚楚——不需要演技，不需要唱功，只需要一张脸和一个好故事。于是有了“初中辍学、唱跳双废”的顶流偶像。

在家庭，教育靠什么？靠分数、靠排名、靠获奖、靠名校。精算分子算得清清楚楚——与其培养一个“人”，不如打造一份“简历”。于是有了“精算家长”和“精算育儿”。

制度让什么划算，人就会去算什么。当制度让老实人吃亏、让钻营者得利时，再朴素的人也会拿起计算器。这不是道德的滑坡，这是制度的失灵。毛主席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度，就是因为它并不是好的制度，正如现在的院士制度同样被人诟病。

毛主席当年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，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让他们“朴素”起来。可今天的问题是：群众自己已经不朴素了 ——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朴素，是因为在这个“全民精算”的时代，朴素意味着吃亏，意味着被淘汰。

五、出路在哪里？——让“精算利他”成为最优解 #

有人要问：那怎么办？难道把所有人的计算器都没收？

当然不是。精算能力本身不是坏事——一个人会算账、会规划、会趋利避害，这是现代社会的生存基本功。真正要批判和改造的，是 精算人格 ——是把“利己”当作唯一算法、把“利他”当作亏本买卖的价值取向。

怎么改造？不是靠道德说教，而是靠制度设计。

制度应该怎么做？应该重写精算的“奖惩参数” ——

让“利他”成为精算模型里的最优解。当一个选择奉献、诚信、合作的人，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尊重、回报和上升通道时，精算分子自然会算出来：原来做“好人”才是最划算的买卖。

让“损人利己”面临极高的成本。当任何钻空子、搞内卷、弄虚作假的行为，都会被透明监管和信用体系捕获时，精算分子自然会算出来：原来“投机”的代价太大了。

提供一个让“笨拙者”也能活下去的空间。制度不能只奖励精明的人——那些不擅长算计、只擅长埋头苦干的人，也应该有尊严、有出路。一个社会如果只奖励精算分子，那最后只剩下精算分子；一个社会如果连“傻子”都能活得好，那才是真正的好社会。

我们看看华为的做法——“屁股对着领导，笑脸对着客户”。这句话不要求员工“大公无私”，而是巧妙地重新设定了“私”的计算公式：你想升职加薪吗？那你就得让客户满意。你想精算吗？那你就去精算客户的需求，而不是精算领导的脸色。把精算的方向从“向上管理”扭转到“向外创造价值” ，这就是制度的威力。

朴素制度培养朴素分子，精算制度培养精算分子。

当制度设计奖励算计、博弈、自私自利，身处制度中的人自然就变成“精算分子”，为什么腐败分子抓不完？根源在于此。

当制度设计奖励自然、合作、无私奉献，身处制度中的人自然就变成朴素分子。每个人都返璞归真，哪里还有什么腐败分子？

六、结语：重写这个时代的“算法” #

知识分子退场了——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没价值，而是因为精算分子太“实用”了。

精算分子横行——不是因为精算分子太聪明，而是因为制度给了他们太多的“套利空间”。

毛主席当年说，知识分子要“和工农兵结合”，要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。今天，这句话依然有效——但对象变了。

今天需要改造的不是知识分子，而是 精算分子。需要改造的不是他们的“书本知识太多”，而是他们的“私心算计太重”，是 让制度重新设计——让“利他”成为“利己”的唯一通道，让“为人民服务”成为精算模型里的最高回报项。

当一个人精算了一辈子，发现自己最划算的投资是“做一个好人”时，我们才算真正继承了毛主席的教导，而不是背叛了它。

精算分子不除，社会难安；博弈制度不改，精算难除。

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哀，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。

最后，让我们重复钱学森的一段话：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了，并不可怕，我们可以用十几年赶上去。如果社会风气坏了，几代人也难以修复。

参考文献 #

认知风格（整体性 vs 分析性）

转载文章除个别例子稍不恰当，不过，瑕不掩瑜。顺便推荐张维迎的《博弈与社会》，很是值得一读。 Nisbett, R. E., Peng, K., Choi, I., & Norenzayan, A. (2001).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: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. Psychological Review, 108(2), 291–310. https://doi.org/10.1037/0033-295X.108.2.291 [sci-hub.st]

Nisbett, R. E. (2003).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: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… and why. Free Press.

机会主义与集体主义/个人主义

Chen, C. C., Peng, M. W., & Saparito, P. A. (2002). Individualism, collectivism, and opportunism: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. Journal of Management, 28(4), 567–583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149-2063(02)00144-7 [sci-hub.st]

跨文化诚实/作弊实验

Huynh, T. L. D., Rieger, M. O., & Wang, M. (2022). Cross-country comparison in dishonest behaviour: Germany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. Economics Letters, 215, 110480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econlet.2022.110480